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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全球化——全球化時代的驅動力、媒介和要旨
時間:2014-08-08 09:39:29來源:科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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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今天,人們都能意識到經濟的全球化這一事實,但對科技全球化卻所知甚少,更不用說討論加快科技全球化的方式和機制。實際上,現代科學和技術結合起來,共同成為了全球化時代的驅動力、媒介和要旨。
科技全球化——全球化時代的驅動力、媒介和要旨

       今天, 人們都能意識到經濟的全球化這一事實,但對科技全球化卻所知甚少,更不用說討論加快科技全球化的方式和機制。實際上,現代科學和技術結合起來,共同成為了全球化時代的驅動力、媒介和要旨。在過去和今天,科學技術比之商品和經濟要素在世界上的傳播和應用范圍更大、更迅速、更有深度。根據美國瓦爾登大學阿奎拉·艾哈邁德(Aqueil Ahmad)的研究,科技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驅動力,是在世界范圍內科學家和工程師合作性團隊在科技研究與開發過程中的協作。同時,在高效率的新媒介條件下,科技的廣泛傳播與知識產權越來越大的交易規模是科技全球化的另一有力的推動因素。Aqueil Ahmad學者將科技全球化視為全球化時代的驅動力、媒介和要旨,將研究論文發表在科研出版社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社會學)2014年4月英文期刊上。

 

       科技跨文化區域的傳播與影響

       科學史已經揭示: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人類的知識是如何通過文化互動獲得積累式發展的,這其中也包含了科技知識的積累式發展。從古代到近代,在各大文明區文化、科技的相互影響中,我們可以看到科技全球化的前奏曲在由慢而緊地演奏。

 

       在唐·K·普賴斯的研究中談到,“科學是從巴比倫開始”,這句話本身就包含了上古科技的傳播和影響。喬瑟芬•李約瑟也認為,中國的科學思想在工業革命之前影響了歐洲的科技發展。弗朗西斯•羅賓遜也指出,在伊斯蘭大版圖世界,摩爾人的復興之火在西班牙點燃,并引發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在遠古時期,美索不達米亞人建造了巴比倫,印度人發明了十進位制,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中國修筑了長城,希臘人擅長邏輯推理,印加人發明了最先進的歷法。這些推動人類偉大進程的知識,在幾個文明古國之間流傳開來。千百年來,科學知識和創造力在這些特定的文化區域生發、交流并積累式發展。

 

       在中世紀的中后期西班牙摩爾人時代,近代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工業革命和殖民時期,文化與科技交互影響加深。

 

       科技全球化的實現

       隨之,世界慢慢步入科技發展全球化的新時代。首先是西歐,在19世紀-20世紀不超過100年的時間里,這個新時代文化與科技之風吹到了北美海岸及澳洲。

 

      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期間,在亞洲、拉丁美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出現了科學復興潮流(其中有兩個古老文明發源國:中國和印度)。這一重要的發展趨勢,標志著全球多邊科學知識運動的開始,逐漸取代了過去以歐美為核心,其他國家和地區科技發展不足的形勢,開始出現科學財富全球化趨勢。

 

       當代科技發展的標志性特征是,世界范圍內科學思想、工作者的流動,并由此帶來知識的多向流動。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先進的研究機構,都能看到擁有不同的文化、來自不同地域的學者、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就像一個團隊的成員一樣,共同努力工作。與宗教和政治思想不同,今天的科學是全人類智慧的結晶。

 

       阿奎拉·艾哈邁德(Aqueil Ahmad)認為,研究成本的上升、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跨文化行動、散居國外者的力量,尤其是經濟全球化和市場、材料、人才的競爭,推動了科技探索的國際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及之后,早期國際合作研究了武器開發項目,其中最有名和不幸的案例是曼哈頓計劃中原子彈的開發,實施者是美國、英國和法國的6個核物理學家組成的秘密團隊。多年以后的1953年,兩名分別來自美國和英國的科學家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進行了又一次著名的國際合作項目,發現了DNA分子的基本結構:雙螺旋結構。他們因此獲得了1962年的諾貝爾獎。這次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是一次跨國“大科學”研究——人類基因組計劃(HGP)的前兆。人類基因組計劃于1990年由美國能源部和美國衛生部聯合發起,得到了來自六個不同國家的科學和財政支持,并很快得到了超過六個國家的私人和公共資源補貼。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著名的科技全球化例子,比如空間研究、艾滋病和瘧疾研究、亞熱帶干旱地區的全球谷物研究所(ICRISAT)、馬尼拉的全球水稻研究所(IRRI)、瑞士日內瓦的歐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的物理學研究。與ICRISAT類似,IRRI也是一個非政府組織(NGO),在19個國家設有辦公室,當地的和國外的科學家參與其中,研發環境敏感型、廉價的水稻種植方法,目的是讓小規模的農戶受益。

 

       CERN里的核研究實驗室,建立于1954年,是目前研發領域最突出的科學全球化例子。該組織由20個歐洲國家組成。組織中有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全職者2400名,兼職者1500名。CERN還擁有10,000名客座科學家和工程師,代表了113個國家的608所大學和研究機構。最近,在CERN的大型強子對撞機上,科學家發現了希格斯玻色子——人手制造的一種很棒的、據說最復雜的機器。繼俄羅斯人造地球衛星(1957年)和美國登月(1969年)之后,空間研究已成為目前真正的多國合作項目,參與和做出貢獻不再是歐美的專利,其他新興國家也參與進來。空間站的運行主要是有美國和俄羅斯的科學家來管理。而在新世紀,有一個中國“科學家”已經在繞著月球轉了,這架玉兔月球車在2013年12月登月。在中國,其他這樣的空間探索計劃也在進行中。當然,印度最近也啟動了首次火星任務。這種競賽,就是空間探索的全球化。

 

在可預見的未來,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次的科技活動中,這種趨勢會以更快的速度繼續下去。真實或虛擬的科學網絡空間是現在創新和發展的秘密所在,也因此成了國家興衰的秘密。

 

       科技全球化的深化:全球無形大學

       學者對合作式全球研發網絡看科技全球化,提出了全球無形大學的概念。無形大學最初的構想,可以追溯到17世紀,英國皇家學會從歐洲享有盛譽的院校,選定了一群科學家和哲學家,主要通過在科學期刊上的信件和/或交流,來分享他們彼此之間的研究興趣的發現。通過這條打破圖書、小科學之間局限的幽徑,物理學家、哲學家唐·K·普賴斯將無形大學的概念普及化,作為二戰以后科學知識生成、發展的腳步加快的一種方式。

 

       普萊斯將無形大學定義為:杰出科學家的大規模的非正式集合或書面交流,他們在一個科學家的專屬俱樂部,分享其研究思路。然而,這個“俱樂部”已不再小規模,也不再是排他的。

 

       在今天的歐美大學,國際學生通常作為導師的合作作者,參與到多數博士后研究中。科學論文采用聯合作者的方式,已不是例外而是常態:2010年,所有科學和工程的文章中,多達三分之二是多作者合寫的。在1988年,合寫的科學和工程的文章,占全世界此類文章總數的40%,到2010年,已多達67%。合寫者為國內學者的文章,比例從1988年的32%,上升到了2010年的43%。國際學者合寫的文章,同一時期,比例從8%上升到24%。2010年,全世界所有合作寫論文的學者中,美國的研究人員比例占到43%。

 

       在產品專利方面,也出現了相同的趨勢。此外,在歐美主要的科學和專業協會,大約50%的現有成員組織的會議中,參與者具有國際化特征。在虛擬和現實世界,全球科學交流的通用語為英語,更加印證了全球范圍內知識的跨文化交流。所有國際會議,即使在非英語國家舉行,也采用英語作為會議語言。差不多所有的科學作品都用英語出版、翻譯和上傳(美國國家國家科學基金會,科學與工程指標,2012)。所有這些國際團隊的活動目的,在于加快科學知識產生、轉移的全球化進程。

 

       全球智囊團的平衡,正逐漸對新興經濟體有利。例如,中國、印度兩國,合格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絕對數量,超過了其在美國的絕對數量,呈現4:1的趨勢:美國人數=85,000,印度人數=103,500,中國人數=293,000。來自韓國、臺灣地區、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國家,也加入了全球性智囊團的隊伍中。他們之中有些人呆在國內,享受來自海外的國際研究機構、跨國公司提供的研發資金,另一些移民到國外,如歐洲地區、美國和加拿大,或在這些地區獲得高等教育學位。

 

       全球化經濟的中心思想是如果無法完全消除,則要縮小經濟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反映在科學知識基礎建設和分配上。在寬帶和互聯網普及率極低的地區,科學社區的主流部分忽視了無形大學這一部分,如亞洲的阿富汗和孟加拉國,非洲的喀麥隆和剛果,美洲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雖然這方面的數字鴻溝在縮小,這種形勢可謂“正在半路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全球研發經費支出中,70%的集中在美國(35%)、歐洲(27%)和日本(13%)。剩下的越有0.1%-1.0%在最不發達、中等發達國家(數據來源于教科文組織統計學會,2011年情況說明書)。

原文鏈接:http://www.scirp.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aspx?PaperID=4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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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劉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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